From fb4c787ec84942f08329f33343eba34a85767dd6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lijiansheng Date: Wed, 24 Jul 2024 10:23:41 +0800 Subject: [PATCH] add translated content about the wealth of network chapter 05 sector 04. Signed-off-by: lijiansheng --- ...mass-media-nonmarket-information-producers.md | 16 ++++++++++++---- ...n-the-stakes-of-information-law-and-policy.md | 2 +- 2 files changed, 13 insertions(+), 5 deletions(-) diff --git a/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05/autonomy-mass-media-nonmarket-information-producers.md b/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05/autonomy-mass-media-nonmarket-information-producers.md index 4173bc5..d7c75d2 100644 --- a/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05/autonomy-mass-media-nonmarket-information-producers.md +++ b/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05/autonomy-mass-media-nonmarket-information-producers.md @@ -25,15 +25,23 @@ translater: 私人通信和信息系统的自主性缺失，是由于财产作为一种制度手段的正式结构，以及通信和信息系统作为个人制定目的和计划适合其生活的行动的能力的基本要求所致。这些收益直接源于 Commons 制度特征。网络信息经济的出现对自治做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它使得个人能够获得质量可靠的多样化的信息。如今，信息、知识和文化是由响应各种动机的来源产生的，而并非主要受到向大众市场销售的动机的影响。生产可以通过多种生产组织形式来组织，而不仅仅是通过营利性商业公司。通过其他动机和组织形式（从个人游戏到大规模同伴生产项目）对利润动机和商业组织的补充，不仅使可用信息源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 与其他信息源在质量上有所不同的可用信息源的增加。 -想象一下三个讲故事的社会：红人社会、蓝人社会和绿人社会。每个社会都遵循一套关于他们如何生活和如何讲故事的习俗。在红人社会和蓝人社会中间，每个人整天都很忙碌，只有在晚上才有空讲故事。晚上，这两个社会都会聚集在一个大帐篷里，有一个指定的说书人坐在观众面前讲故事。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他地方讲故事。事实上是，在这些社会中，由于人们面临的时间限制，如果有人在中午坐在树荫下开始讲故事，再动听的故事也不会有人停下来听。在红人社会中，讲故事的人是世袭的职位，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讲哪些故事。在蓝人社会中，讲故事的人则是由于每晚通过简单多数票选举而产生，来自蓝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担任当晚的讲故事者，并且每个成员都有资格投票。在绿人社会中，人们则是整天到处讲故事。每个人都在讲故事。人们会停下来听故事，有时是两三个人的小组，有时是一大群人。在每个社会中，故事在理解和评价世界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人们描述他们所了解的世界的重要方式。它们充当着想象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试验场，也是找出什么是好的、值得的、什么是坏的、不值得的途径。社会彼此隔绝，也与任何其他信息来源隔绝。 +想象一下三个讲故事的社会：红营、蓝营和绿营。每个社会都遵循一套关于他们如何生活和如何讲故事的习俗。在红营和蓝营中间，每个人整天都很忙碌，只有在晚上才有空讲故事。晚上，这两个社会都会聚集在一个大帐篷里，有一个指定的说书人坐在观众面前讲故事。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他地方讲故事。事实上是，在这些社会中，由于人们面临的时间限制，如果有人在中午坐在树荫下开始讲故事，再动听的故事也不会有人停下来听。在红营中，讲故事的人是世袭的职位，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讲哪些故事。在蓝营中，讲故事的人则是由于每晚通过简单多数票选举而产生，来自蓝营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担任当晚的讲故事者，并且每个成员都有资格投票。在绿营中，人们则是整天到处讲故事。每个人都在讲故事。人们会停下来听故事，有时是两三个人的小组，有时是一大群人。在每个社会中，故事在理解和评价世界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人们描述他们所了解的世界的重要方式。它们充当着想象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试验场，也是找出什么是好的、值得的、什么是坏的、不值得的途径。社会彼此隔绝，也与任何其他信息来源隔绝。 -现在考虑一下罗恩（Ron）、鲍勃（Bob）和格特鲁德（Gertrude），他们分别是红人社会、蓝人社会和绿人社会的个人成员。罗恩对于自己面临的选择的看法以及对这些选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世袭讲故事者的控制。他可以尝试联系讲故事的人，说服他讲不同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才是拥有决定讲什么故事的决策者。这些故事描述了罗恩所知道的选项世界，而讲故事的人则定义了罗恩拥有的选项。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已知选项的范围，也阻止了罗恩选择自己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罗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讲故事人的控制，通过选择讲哪些故事以及如何讲故事，讲故事人可以塑造罗恩的抱负和行动。换句话说，作为积极生产者的自由和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鲍勃的自主权并非受到故事讲述者的制约，而是受到蓝人社会中大多数选民的制约。这些选民选择故事讲述者，而他们的选择方式将深刻影响鲍勃获取故事的渠道。如果大多数人只选择一小部分有娱乐性、受欢迎、令人愉悦或有权势（在其他方面，如财富或政治权力）的讲故事者，那么鲍勃对选择范围的感知只会比罗恩的稍微广泛一点，如果有的话。控制鲍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权力中心已经转移。不再是世袭的故事讲述者，而是大多数人。鲍勃可以参与决定哪些故事可以讲述。鲍勃可以每晚都充当讲故事的人。但是他无法独立于蓝人社会大多数选择而决定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也无法自己决定要听什么故事。他受到简单多数人偏好的极大限制。而格特鲁德的处境则截然不同。首先，她可以随时决定讲故事，只取决于是否有其他绿人愿意听。她可以自由地成为积极的制作人，除非受到其他绿人某个个体自主权的限制。其次，她可以从任何其他绿人想要讲述的故事中进行选择，因为她和她周围的所有人都可以坐在阴凉处讲故事。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大多数人能决定她是否可以讲故事。没有人能单方面控制格特鲁德可以听谁的故事。也没有人能决定她能从其他想讲故事的绿人社会成员那里听到多少故事，亦或是故事的多样性如何。 +现在考虑一下罗恩（Ron）、鲍勃（Bob）和格特鲁德（Gertrude），他们分别是红营、蓝营和绿营的个人成员。罗恩对于自己面临的选择的看法以及对这些选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世袭讲故事者的控制。他可以尝试联系讲故事的人，说服他讲不同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才是拥有决定讲什么故事的决策者。这些故事描述了罗恩所知道的选项世界，而讲故事的人则定义了罗恩拥有的选项。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已知选项的范围，也阻止了罗恩选择自己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罗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讲故事人的控制，通过选择讲哪些故事以及如何讲故事，讲故事人可以塑造罗恩的抱负和行动。换句话说，作为积极生产者的自由和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鲍勃的自主权并非受到故事讲述者的制约，而是受到蓝营中大多数选民的制约。这些选民选择故事讲述者，而他们的选择方式将深刻影响鲍勃获取故事的渠道。如果大多数人只选择一小部分有娱乐性、受欢迎、令人愉悦或有权势（在其他方面，如财富或政治权力）的讲故事者，那么鲍勃对选择范围的感知只会比罗恩的稍微广泛一点，如果有的话。控制鲍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权力中心已经转移。不再是世袭的故事讲述者，而是大多数人。鲍勃可以参与决定哪些故事可以讲述。鲍勃可以每晚都充当讲故事的人。但是他无法独立于蓝营大多数选择而决定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也无法自己决定要听什么故事。他受到简单多数人偏好的极大限制。而格特鲁德的处境则截然不同。首先，她可以随时决定讲故事，只取决于是否有其他绿人愿意听。她可以自由地成为积极的制作人，除非受到其他绿人某个个体自主权的限制。其次，她可以从任何其他绿人想要讲述的故事中进行选择，因为她和她周围的所有人都可以坐在阴凉处讲故事。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大多数人能决定她是否可以讲故事。没有人能单方面控制格特鲁德可以听谁的故事。也没有人能决定她能从其他想讲故事的绿营成员那里听到多少故事，亦或是故事的多样性如何。 -从两方划分的话，一方是红人社会，另一方是蓝人或绿人社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在红人社会中，只有讲故事的人才有正式的权利讲述这个故事，而听众只有选择听这个故事或者根本不听故事的权利。在蓝人和绿人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正式地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听众也可以正式地选择听谁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划分，那就是红人和蓝人社会是一方，而绿人社会是另外一方，它们之间的区别则是经济意义上的，对于前者来说，讲故事的机会很少，社会成本相对较高，比如没法听到想听的故事，甚至也无法选择讲故事的人。至于蓝人社会和绿人社会之间的差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蓝人社会习惯于只在晚上和其他人一起在大帐篷里听故事，这导致了高昂的交流成本，因此实际上有必要选择一位能占据整个晚上的“讲故事的人”。由于故事在个人对如何生活的看法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这种实际的差异改变了蓝人社会和绿人社会个人感知广泛而多样的选择的能力，也改变了他们对自己对各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的看法和评价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作为讲故事者的自由。鲍勃可能听的故事范围，以及他可以单方面选择讲述或聆听哪个故事的程度，实际上更接近罗恩的故事而不是格特鲁德的故事。 +从两方划分的话，一方是红营，另一方是蓝人或绿营，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在红营中，只有讲故事的人才有正式的权利讲述这个故事，而听众只有选择听这个故事或者根本不听故事的权利。在蓝人和绿营中，任何人都可以正式地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听众也可以正式地选择听谁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划分，那就是红人和蓝营是一方，而绿营是另外一方，它们之间的区别则是经济意义上的，对于前者来说，讲故事的机会很少，社会成本相对较高，比如没法听到想听的故事，甚至也无法选择讲故事的人。至于蓝营和绿营之间的差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蓝营习惯于只在晚上和其他人一起在大帐篷里听故事，这导致了高昂的交流成本，因此实际上有必要选择一位能占据整个晚上的“讲故事的人”。由于故事在个人对如何生活的看法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这种实际的差异改变了蓝营和绿营个人感知广泛而多样的选择的能力，也改变了他们对自己对各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的看法和评价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作为讲故事者的自由。鲍勃可能听的故事范围，以及他可以单方面选择讲述或聆听哪个故事的程度，实际上更接近罗恩的故事而不是格特鲁德的故事。 格特鲁德有更多的故事和讲故事的场景可供选择，并且她还有更多机会可以向社会上的其他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和她所在社会的其他人都可以接触到更多关于生活可以以及应该如何生活的多种观念。这种更为多样化的观念给予了她更多的选择，也提高了她利用所掌握的更加多样化的材料来谱写自己人生故事的能力。她比罗恩或鲍勃更可能获得自立。这种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所有绿人对如何生活的看法，正是因为讲故事的习俗使每个绿人都成为潜在的讲故事者，成为关于如何生活的潜在信息和灵感来源。 -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关于市场如何奇妙地实现自主权最大化的道德故事。绿人社会听起来很容易就像是绿背人（greenback），而不是将公共的公园作为信息共享空间的环保主义者。然而，工业信息经济下的情况并非如此，媒体市场进入门槛高，规模经济大，创办一个电视台成本高昂，更别提创办一个电视网、一份报纸、一家有线电视公司或一个电影发行系统了。制作通过这些系统交付的内容的成本很高。一旦产生制作成本或铺设网络的成本，向众多用户提供信息或向网络添加用户的额外边际成本将远小于初始成本。这使得信息和文化产品及通信设施的供给侧具有规模经济性，而且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模式的基础。结果是，工业信息经济更适合红人和蓝人社会，而不是绿人社会。虽然对任何人制作和传播信息产品没有正式的限制，但经济现实限制了大众传媒环境中讲故事的机会，并使讲故事的机会成为稀缺商品。在大众传媒环境中讲故事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大多数讲故事的人都是商业实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故事卖给观众。鉴于本章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绿人社会如何代表着更大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自己信息环境的积极生产者。同样明显的是，它们使得任何单一行动者都极难控制流向任何其他行动者的信息。现在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故事如何提供一种方式来理解自治的第三个焦点——尊重政策的合理性和轮廓：要求政府不限制可用信息的数量和多样性。 +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关于市场如何奇妙地实现自主权最大化的道德故事。绿营听起来很容易就像是绿背人（greenback），而不是将公共的公园作为信息共享空间的环保主义者。然而，工业信息经济下的情况并非如此，媒体市场进入门槛高，规模经济大，创办一个电视台成本高昂，更别提创办一个电视网、一份报纸、一家有线电视公司或一个电影发行系统了。制作通过这些系统交付的内容的成本很高。一旦产生制作成本或铺设网络的成本，向众多用户提供信息或向网络添加用户的额外边际成本将远小于初始成本。这使得信息和文化产品及通信设施的供给侧具有规模经济性，而且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模式的基础。结果是，工业信息经济更适合红人和蓝营，而不是绿营。虽然对任何人制作和传播信息产品没有正式的限制，但经济现实限制了大众传媒环境中讲故事的机会，并使讲故事的机会成为稀缺商品。在大众传媒环境中讲故事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大多数讲故事的人都是商业实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故事卖给观众。鉴于本章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绿营如何代表着更大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自己信息环境的积极生产者。同样明显的是，它们使得任何单一行动者都极难控制流向任何其他行动者的信息。现在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故事如何提供一种方式来理解自治的第三个焦点——尊重政策的合理性和轮廓：要求政府不限制可用信息的数量和多样性。 + +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环境主要是商业性的，这使得它更像蓝营而不是红营。这些手段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口味——以现金支付和关注广告的某种组合来进行。我在这里不提供全面的分析——贝克（Baker）在《媒体、市场与民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介绍——来解释为什么大众媒体市场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受众的偏好。本书对大众媒体市场中垄断或竞争哪个更好的一组较旧的分析进行了修改，以说明市场、渠道和内容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第 6 章中，我更详细地描述了多样性和渠道数量的 Steiner-Beebe 模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需注意，该模型显示了广告支持的媒体倾向于制作最小公分母（lowest-common-denominator）的节目，旨在“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的“眼球”。这些媒体并不试图识别观众真正想看什么，而是倾向于吸引观众可以忍受的节目，这样他们就不会关掉电视。内容多样性与结构或所有权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稳。它以跳跃的方式发生。网点数量的小幅增加继续服务于大量低强度偏好——即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偏好。新增加的频道通常会试图从一些最小公分母受众群体所代表的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是试图服务一个新的利基市场。只有在达到相对较高的点击数量门槛后，广告支持的媒体才有足够的理由去尝试捕捉更小、强度更高的偏好集群——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内容。结果是，如果社会中所有讲故事的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在市场中运作，那么讲故事的人和场地的数量对于社会中讲述的故事多样性至关重要。尽管有许多人宁愿听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是他们所在的群体太小、太穷或太不协调，无法说服讲故事的人改变他们的故事而不是道具，但在同一系列狭隘的故事讲述方式上，与讲述什么故事相比，完全有可能出现非常活跃的市场竞争。 + +网络信息经济在两个维度上与工业信息经济有所区别，即讲故事的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以及所讲故事的质量也更加的多样化。从一个最简单的层面来说，由于渠道成本非常低，几乎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出版能力。从电子邮件帐户到几兆字节的托管容量（用于托管订户的网站），再到可用于存储任何类型文件的点对点分发网络上的空间（例如 FreeNet 或 eDonkey），个人现在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表达自己故事所必需的基本手段。因此，渠道的数量正从占人口的某个无限小的部分（相比之下，这个部分是三个网络还是五百个渠道几乎无关紧要）跃升至大致等于用户数量的渠道数量。与频道数量的急剧增加相匹配的是，通信和制作成本的低廉使任何想要讲述故事的人都可以这样做，无论他们讲述的故事是否能吸引足够多的付费（或易受广告影响）观众以收回制作成本。自我表达、宗教热情、爱好、社区寻求、政治动员，这些促使我们想要与他人交谈的众多不同原因中的任何一个，现在都成为我们以中介形式与无论远近的人进行交谈的充分理由。市场营销的基本过滤器已被去除，允许从人类经验、兴趣、品味和表达动机的多样性中出现的任何事物在每个彼此联系的人之间流动。鉴于工业信息经济中的所有多样性都需要经过市场化过滤器，因此，取消该过滤器标志着网络信息经济用户可用的生活选择、观点、品味和可能的生活计划的范围和多样性将得到质的提升。 + +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讲述故事的形象，或许比任何其他形象都更清楚地带来了对网络信息经济吸引力的两个关键反对意见：质量和不和谐之声。质量问题很容易理解，但与自主性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观看许多高中生的比赛和各类临时篮球比赛与观看好莱坞电影或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是不同的。从这些角度理解的质量问题，就其实际上由从工业化到网络化信息生产的转变所导致的程度而言，并不代表对自主权的威胁，而只是进行增强自主权的变革所带来的福利成本。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更令人不安的是信息过载问题，它与生产质量有关，但又有别于生产质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创造自己的丰富故事，如果它不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噪音，那只会增强自主性。人们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无法判断某个故事或信息是否可信，或者是否与个人的特定经历相关，那么信息生产系统如何能增强个人创造生活的能力呢？人们是否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筛选大量无聊的故事和童话上，而不是根据一小部分可信且相关的故事来评估哪种生活最适合他们？任何关于实质性自主权的哲学解释都没有表明，个人所拥有的选项数量（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感知的选项数量）与个人的自主权之间存在线性递增的关系。**信息过载和决策成本可能会妨碍人们真正实现自主选择的生活。** + +在互联网的公开讨论中，质量问题经常被提及，并以这样的问题形式出现：电影等高质量信息产品从何而来？这种形式的反对意见虽然很常见，但规范性不够明确，描述性又过分夸大。首先，“质量”的含义根本不清楚，因为它是信息、知识和文化生产的一个特征，受到从工业经济向网络信息经济的转变的负面影响。第 2 章解释说，信息总是以各种方式产生，不仅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中，当然也不在专有策略中。如果政治理论的作者是想让自己或出版商的商业利润最大化，那么从任何有趣的角度看，这些理论都不会“更好”。大多数商业专有的在线百科全书从任何明显可观察的角度看，都不会比维基百科更好。此外，许多信息和文化产品都是按照关系模式而非包装模式生产的。数字网络环境的出现并没有对其经济性和可持续性产生太大影响。依赖现场表演的专业剧院就是一个例子，音乐表演也是如此。因此，在网络信息经济中，非市场、分布式生产的巨大空间的出现对“质量”造成了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某种质量。受到威胁的必需品是那些工业化生产的大众市场产品所特有的吸引力。高成本制作的好莱坞电影或电视剧是受到威胁的行业。即使这个行业没有完全濒临灭绝，而且不同行业面临的威胁也有所不同，正如第 11 章详细解释的那样。事实上，有些电影，特别是目前仅以视频形式发行的电影，可能会逐渐衰落。然而，真正高制作价值的电影将继续通过发行窗口而不是家庭视频发行来拥有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多频道视频（有线和卫星）对广告支持电视的压力正在推动更多低成本制作，如真人秀。大众媒体的内部发展（而非网络信息经济）已经将工业生产商推向低成本、低质量的生产。此外，正如第七章的大部分内容所说明的，同行生产和非市场生产正在产生理想的公共信息——新闻和评论——这些信息提供了民主话语所至关重要的特质。第 8 章讨论了这两种生产形式如何提供更加透明和可塑的文化环境——这两者对于个人定义其目标和选择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因此，在网络信息环境中出现的将不会是一个低质量的业余模仿现有商业产品的系统。而将出现的是来自不同来源、不同品质的更多表达空间。**自由——言论的自由，同时也是不受操纵的自由和认识多种多样的自由——存在于信息、知识和文化的这种极其广泛的多样性之中，通过这种多样性，我们可以理解世界，想象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diff --git a/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12/conclusion-the-stakes-of-information-law-and-policy.md b/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12/conclusion-the-stakes-of-information-law-and-policy.md index 6362f00..e07fafe 100644 --- a/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12/conclusion-the-stakes-of-information-law-and-policy.md +++ b/content/posts/book-of-open-source/the-wealth-of-network/ch12/conclusion-the-stakes-of-information-law-and-policy.md @@ -33,5 +33,5 @@ translater: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经济观察描述并分析了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的兴起。从自由和开源软件到维基百科和SETI@Home，这些现象集群对传统关于信息生产经济学的思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确实如此，它挑战了对市场生产和非市场生产相对角色的经济理解。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现象看作不是例外、怪癖或短暂的时尚，而是交易形式及其与生产技术条件关系的基本事实的体现。认为我们只有两种基本的自由交易形式——基于财产权的市场和层级化的公司组织，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有三种，第三种是社会分享和交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同事和邻居都在实践它。我们共同生产并交换经济商品和服务。但我们在经济普查中并不计算这些。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中也不计算它们。我认为，社会生产被推向先进经济体的边缘的原因是，钢铁和煤炭经济的核心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使得市场、公司或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信息经济的第一阶段的出现，现有的信息和人类的创造力——每一种都是具有与煤炭或钢铁根本不同的经济特性的“商品”——成为了重要的输入要素。然而，生产的组织仍然遵循工业模式，因为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仍然需要高资本成本——一台机械印刷机、一个广播站，或者后来，一台IBM大型机。当前网络化的信息经济阶段是在高资本成本的障碍被消除时出现的。通信和创造的总资本成本并不一定下降。然而，资本投资变得广泛分散，以小额形式存在，由网络中连接的个人所拥有。我们来到了一个阶段，其中最先进的经济体的核心经济活动——信息的生产和处理——可以通过汇集由广泛分散的个人和团体拥有的实物资本来实现，这些人已经为个人、家庭和小型企业使用购买了资本手段。然后，人类的创造力和现有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剩余核心输入。一些新的、根本不同的事情开始发生。人们开始将他们在客厅或电梯中练习的行为——“来，让我帮你一把，”或者“你觉得昨晚的演讲怎么样？”——应用到那些在二十世纪一直按照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模式解决的生产问题上。当通过这个视角来观察时，同行生产的兴起既不神秘也不多变。它在二十一世纪初信息生产的目标和物质条件下，与二十世纪初装配线的条件一样，是合理和高效的。人类创造力的汇集以及计算、通信和存储能力使得非市场动机和关系在信息环境的生产中发挥了比过去几十年，甚至可能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更大的作用。 -我们作为个体、公民、文化生物和社会人所处的信息环境的产生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触及了我们基本自由主义承诺的核心。信息与传播是自治的核心要素，也是公共政治话语与决策的核心要素，传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广义上讲，文化和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基本参考框架。对于任何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 任何以关注个人及其与他人交往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创造者的自由为出发点的理论——而言，个人和社区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基本问题对于描述制度、社会和政治系统的规范价值的项目至关重要。 +我们作为个体、公民、文化生物和社会人所处的信息环境的产生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触及了我们基本自由主义承诺的核心。信息与传播是自治的核心要素，也是公共政治话语与决策的核心要素，传播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广义上讲，文化和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基本参考框架。对于任何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 任何以关注个人及其与他人交往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创造者的自由为出发点的理论——而言，个人和社区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基本问题对于描述制度、社会和政治系统的规范价值的项目至关重要。独立地，在以信息和创新为中心的经济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还取决于我们如何产生信息和创新，以及如何传播其实施。非专利生产发挥重要作用的出现为改善全球人类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策略。信息经济中的生产力可以在没有排他性的情况下持续下去，而排他性使得知识、信息及其有益的实施难以在最富裕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之外传播。我们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说明，为什么非市场、非专有生产的出现，以及其在工业信息经济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可以在不牺牲生产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同时提高了生产力）在自由和正义领域带来改善。